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有多大取决于它的态度

7月8日-9日,2023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举行,主题为“新变局新财富新动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6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dmund PHELPS(爱德蒙·菲尔普斯)

“是什么让一个国家的经济比其他国家的经济更有活力?正统观点认为任何维持自由市场的国家都可以拥有自主创新的活力,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自主创新需要正确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有多大取决于它的态度。创新者往往是那些脱离主流观念、跳出框框思考的人。”Edmund PHELPS说。

在Edmund PHELPS看来,只有具有足够经验的金融家,才能有自信认为他们能够很好地判断提交给他们的创新项目。雄心勃勃的创新者必须有足够的洞察力才能让一个项目启动起来。

“高活力的核心就是渴望创新,并且忽视可能存在的障碍,或者这些障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创新。很多创新者迫切希望改变世界。还有一些创新者想向社会证明他们可以走自己的路。另一些人则想要证明自己能够成功。当然,想要实现高活力,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激励创新,还需要一种能够接受创新的社会和政治氛围,能够容忍创新可能造成的破坏。”Edmund PHELPS说。

Edmund PHELPS表示,理论上中国拥有巨大的创造新产品和新方法的基础,但也存在一些困难。

“首先,可能存在一些障碍,例如创新者难以从银行系统获得融资。其次,中国公司可能等级森严,无法让很多员工表达他们的想法。企业所有者在支持新方法或新产品的开发方面也面临着不确定性。毕竟,有些努力可能会失败。第三,可能是政府是否会批准企业进行未知的创新。最后,还有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有些人可能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中国的创新和增长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老龄化问题不应令人担忧。”Edmund PHELPS说。

Edmund PHELPS指出,老年人仍然可以为国家做很多生产工作。在美国,退休年龄是65岁。但很多老年人在达到这个年龄后仍然继续工作,同时领取养老金。根据人口调查,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20%仍在工作;这一数字是40年前的两倍。而在瑞典,退休年龄从62岁延长到63岁。

“中国已经在进行很多高科技创新,毫无疑问,继续这一努力是正确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在这个方向上的成果。”Edmund PHELPS说。

主办方鼓励我在演讲开始就讲现代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我认为我最好花一点点时间回顾一下我曾经面对的问题和分歧;然后再深入探讨从19世纪末开始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所提出的问题。

我在我的回忆录中讲了这些内容;这本书叫《我的经济理论之旅》,于今年春天在纽约和巴黎出版。这本书讲述了我在过去60年来重塑经济理论一些基本要素的工作。标题中说的旅程主要指的是两个不同的经历。第一个旅程指的是我在60年代的早期工作;我在那时的工作为凯恩斯和希克斯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了微观基础。

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广泛认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首次突破。可以称为现代经济学的第一个突破。凯恩斯的成就是指出了可能导致经济陷入萧条并带来严重失业的因素。但他的理论并不完整;没有解释为什么工资和物价没有能够迅速降低并最终避免经济萧条。

我的解释提出了不完全信息理论,而工资和价格正是依据这些不完全的信息而设定的。关键一步是将一个企业对其他企业工资变化的预期引入其工资设定和价格设定中;这又导致了均衡路径的概念;货币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变化预期在该路径上达到了均衡;另外还有不均衡路径的概念。

随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的1969年会议中提出了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在1970年由诺顿出版社出版;我提出的这些理论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对公共债务对国家资本存量路径的影响进行了建模,但结果有争议。此外我还提出了黄金定律。

在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我的研究范围拓展到了标准经济学领域如失业和公共财政等方面之外;当我和约翰·罗尔斯(政治哲学家)在斯坦福大学时,我与他一起研究新课题,如统计性歧视、经济正义等;当我和托马斯·内格尔(哲学家)做邻居时,我们一起研究了利他主义的好处。

我还与让-保罗·菲图西(经济学家)合作研究了国内财政刺激措施对海外的影响;我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诺奖经济学家)合作研究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的经济收益。又过了很久,直到90年代初;我与新加坡的云天德和冰岛的Gylfi Zoega(冰岛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一起工作;他们两个都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们一起写了《结构性衰退》一书。

正如Bendy Curry所说,该书估计了自然失业率本身的变化程度;该变化程度往往能解释失业率变化的原因。然后我写了《奖励工作》一书,该书为提高弱势工人的工资提出了新的理由。我一开始提到的第二个旅程指的是我后来的工作。随着20世纪、21世纪的到来,我想要开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我意识到我一直在构思一些支持或丰富其他人理论,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新元素;我没有构想我自己的基本理论。幸运的是,我想到了一个研究现代社会经济的新视角。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建立了自己的全新理论。

过去20年我大部分工作的主题都是关于创新的;特别是关于西方的创新和人的活力。创新从何而来?什么是经济活力。我首先讲创新和活力;然后再谈谈它们与中国及中国经济的关系。

创新从何而来?创新是指将新产品或新方法引入市场并进行使用。创新的想法从何而来?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一个问题;19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在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不断发展。但在20世纪初,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拯救了新古典经济学。

一个由阿瑟·斯庇索夫、瑞典人古斯塔夫·卡塞尔以及奥地利人熊彼得组成的德国历史学派认为;创新源于科学家和探险家的发现;这些发现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是外生的。熊彼得补充说,这些发现的商业应用需要企业家来筹集所需资金;招募人员以及开发和营销新产品。

后来是60年代到80年代的尼尔森和温特,然后是90年代到2009年的阿吉翁和霍伊特;他们认识到具有科学背景的人员在企业内部工作时也可以做出一些发现;发现不仅仅出现在科学基金会、大学实验室和家庭车库内。

但我提到的这些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点;科学家和探险家的发现并不是创新的主要来源。我对创新的研究始于我写的《大繁荣》一书,该书除了英文版也有中文版。书中指出,到了1870年代,一些国家出现了这种情况;即大量新产品和新方法开始从经济中涌现。它们大多是很多人突发奇想的成果。其中很多是经济商业部门的普通人;并不是熊彼得等著名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发现主要来自科学家和探险家。

我把这称为本土创新。几乎每个行业都有工人、经理或其他雇员在构思新的想法;以期以更好的方式生产某种东西或生产出更好的东西。我很清楚,在这些经济体中产生的本土创新;很快就能超越科学家产生的创新。

广受尊敬的商业领袖张瑞敏认识到鼓励员工解决问题的价值。我们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为什么这种现象能在一些国家爆发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爆发。我的解释是因为经济活力。经济活力是指人们在工作中;展现在商业上可行的创造力或想象力的程度。换句话说,活力是一个国家创新的能力和愿望。

活力往往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经济活力的增强能带来生产力的更快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推动国家的增长达到更高的水平和更陡的坡度。这种活力的副产物是一系列独特的经济活动。并且出现了一批从事融资、开发和营销新商业产品以在市场上销售的部门;以及一群管理人员来决定将哪些新的商业创意开发成适销产品以及如何更好地生产。

这些为提高生产力而做出的努力提高了工资,也增加了劳动力。有证据表明,活力增加还可以提高员工的敬业度和工作满意度。

是什么让一个国家的经济比其他国家的经济更有活力?正统观点认为任何维持自由市场的国家都可以拥有自主创新的活力,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自主创新需要正确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有多大取决于它的态度。创新者往往是那些脱离主流观念、跳出框框思考的人。

只有具有足够经验的金融家;才能有自信认为他们能够很好地判断提交给他们的创新项目。雄心勃勃的创新者必须有足够的洞察力才能让一个项目启动起来。在《活力》一书中,我与合著者伯杰罗夫、云天德和Gylfi Zoega一起;用统计证据证明了一个社会所持有的价值观对其经济绩效的重要性。这些价值观包括锐意进取、接受竞争以及想要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愿望。所有这些都对经济绩效有巨大影响。

高活力的核心就是渴望创新,并且忽视可能存在的障碍,或者这些障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创新。很多创新者迫切希望改变世界。还有一些创新者想向社会证明他们可以走自己的路。另一些人则想要证明自己能够成功。

当然,想要实现高活力,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激励创新;还需要一种能够接受创新的社会和政治氛围,能够容忍创新可能造成的破坏。

下面我就中国的创新谈几点看法。理论上,中国拥有巨大的创造新产品和新方法的基础。但也存在一些困难。首先,可能存在一些障碍,例如创新者难以从银行系统获得融资。其次,中国公司可能等级森严,无法让很多员工表达他们的想法。企业所有者在支持新方法或新产品的开发方面也面临着不确定性。毕竟,有些努力可能会失败。

第三,可能是政府是否会批准企业进行未知的创新。最后,还有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有些人可能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中国的创新和增长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老龄化问题不应令人担忧。

此外,老年人仍然可以为国家做很多生产工作。在美国,退休年龄是65岁。但很多老年人在达到这个年龄后仍然继续工作,同时领取养老金。根据人口调查,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20%仍在工作;这一数字是40年前的两倍。

在瑞典,退休年龄从62岁延长到63岁。一位瑞典朋友跟我说,公众对此的反应是积极的。尽管在法国,人们正在抗议最近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退休年龄相对较低。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但《中国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报道称,大约三分之一,即大约5000万年龄在60岁至69岁之间的中国人仍在工作。

所以有很多人在正式退休后继续工作并想继续工作。中国已经在进行很多高科技创新,毫无疑问,继续这一努力是正确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在这个方向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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