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博览】杰克森·波拉克:在滴溅的颜料中燃烧生命

1950年的夏天,在美国纽约乡间的一所农舍,摄影记者汉克斯为当时初露锋芒的艺术家杰克森·波拉克拍摄了一个7分钟的黑白短片和一个11分钟的彩色短片,记录了他 “独具特色”的绘画过程。拍摄过程中,汉克斯突然灵机一动,提出让波拉克在玻璃上作画,他可以在玻璃下面拍摄作画的整个过程。这个想法得到波拉克的支持,他立刻动手搭了一个台子,把玻璃架上,让汉斯躺在台子下面拍摄。拍摄完毕后,两人回到客厅,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老朋友,正等待着他们一起共进晚餐。然而,波拉克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错愕的行为——他直接走进厨房,从柜子里找出了一瓶酒,倒了两杯,一杯递给汉克斯,一杯留给自己。在场的人对此都非常吃惊,因为他们知道波拉克已经成功戒酒一整年了。果然,波拉克喝下两杯后,完全变了个人,他开始出口伤人,打碎餐具,然后不顾妻子李·科拉斯纳的苦苦哀求,摔门而去……

“滴画”画法构图设计没有中心,结构无法辨识,具有鲜明的抽象表现主义特征。

杰克森·波拉克因自创了“滴画”而被当时知名的艺术评论人格林伯格誉为“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画家”。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却“发疯”了。他再度酗酒,毁掉了自己的身体和刚刚起步的事业。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波拉克开始走下坡路,虽然他还在继续创作,但已经不再如原来那般顺利,他的作品越来越少。这位被誉为“开创美国当代艺术新时代”的“英雄”正在被人们渐渐遗忘,他的成功就如同昙花一现般短暂。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波拉克按着原先的路继续创作下去,或许会取得更高的成就,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在自己最辉煌的时候选择了放弃。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位“成功”的艺术家走向了“自毁”之路?让一位可以在一年时间画出上百幅“滴画”,具有超人般旺盛创作力的艺术家,停止了手中的画笔?对于波拉克而言,这似乎是终其一生的命题——“艺术”与“生存”的矛盾,它是每一位艺术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那“美好梦境”下的残酷现实,或许,有些人可以处理好,但在波拉克这儿,却是一个难以摆脱的、纠结而痛苦的存在。

杰克森·波拉克出生于美国西部怀俄明州,是家中的第5个儿子。他的父母都是农民。波拉克从小跟随哥哥们长大,特别是他的大哥对他影响极深。大哥酷爱艺术,波拉克从小跟着他学习绘画。后来,波拉克的大哥考上了洛杉矶的一所艺术名校,怀抱“艺术之梦”的波拉克也上了一所艺术高中,但没过多久就被开除了。他在学校的生活可谓是一团糟:孤僻的性格让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而糟糕的成绩又令他备受奚落。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多半会选择知难而退,但波拉克偏偏天生一副倔强脾气,再加上强烈的自尊心,硬是撑了下去。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他的眉毛便紧紧地拧在一起,原本应该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也因此变得黯淡而压抑。

1930年,年轻的波拉克跟随哥哥来到纽约,注册了纽约艺术学生联盟的课程,师从写实主义画家托马斯·本顿。在本顿的眼中,波拉克的色彩还算不错,但解剖和素描就不敢恭维了。虽然,波拉克非常努力地学习,但遗憾的是,对艺术而言,即便是付出了99%的努力,如果缺少那1%的天赋,依旧是难有建树。在写实绘画中苦苦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波拉克依然找寻不到方向,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饮酒。似乎只有酒精的麻醉才能让他暂时忘却内心的伤痛。酒精只会令事情更糟。原本就不多的朋友渐渐疏远他,甚至家人也开始放弃他。本顿对这个学生却给予了不少关照,经常邀请他参加每周举办一次的家庭音乐会。

本顿是一位心怀远大理想的艺术家,他一直希望通过写实绘画构建属于美国的艺术风格,并为此奋斗了一生。虽然这个愿望他本人没能实现,但他“最不具天赋”的学生却办到了。不过,对波拉克而言,所有的“荣耀”都来得太过突然,甚至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没错,他是喜爱艺术,也希望能够具有和哥哥一样的“天赋”,但是,他更希望的是自己的作品能够被人们喜爱,进而通过售卖作品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能成为“美国当代艺术的领袖”。在他强硬的外表下,是一颗敏感而脆弱的心。虽然喜爱绘画,也一直在努力创作,但波拉克对自己的作品自始至终都抱有一丝“怀疑”,即便是在事业发展的顶峰,面对各种超乎想象的“赞美”,他依然没有多少自信。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波拉克陷入了复制“滴画”的“恶性”循环中,而埋藏在心中的“怀疑”的种子也滋长得越发迅猛。有时他把妻子叫到画室去,指着新画的作品问:“你说,这是绘画吗?”还有一次,一对记者夫妇来采访他,他竟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他一边哭,一边指着画室里成批的“滴画”问道:“假如我知道怎么好好地画一只手,我会去画这种废物吗?”对自我的不确定,以及无法抹去的焦虑与不安,成为波拉克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虽然,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历经磨难和坎坷,但说到底,波拉克是“幸运”的。因为他生活的时代“需要”他,并给予他机会获得艺术上的“成功”。在偶然与必然的双重作用下,波拉克最终成了艺术史书上记载的那个“波拉克”。

20世纪30年代,波拉克离开老师本顿后,也同时失去了微薄的助学金,生活变得异常窘迫,不仅没有钱支付生活费,更糟糕的是,连颜料也买不起。他找到了几家画材店,希望能用自己的作品换取一些颜料,都被画材店老板无情拒绝。就在看似无望之际,美国进入了历史上的大萧条时期。也许对于其他人而言,那是段暗无天日、令人绝望的日子,却给了波拉克这样“失败”的艺术家得以继续生存的机会。

当时为了解决艺术家的生计问题,联邦政府出资成立了“艺术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给失业的艺术家提供工作机会,雇用他们给各地的公共设施,如车站、图书馆、学校进行艺术上的装饰和美化。雕刻着美国4位总统头像的“总统山”,便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对于波拉克而言,要申请进入这个组织并不困难,只要能画画,而且证明自己没有任何工作就行。艺术家进入组织后,每个月可以从政府领到100美元的工资,还可以免费领取绘画材料,政府对他们的要求是每两个月交出一幅作品。这个组织拯救了波拉克,支持他走过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使他没有因生存问题而放弃绘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波拉克开始接触墨西哥壁画和毕加索的绘画。他渐渐发现,蕴含生命强力的墨西哥壁画与表现冲突矛盾的立体派,似乎更加符合自己的“口味”,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弥补了自己在“写实技法”上的缺欠。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为躲避战争阴云,一批欧洲艺术家开始定居美国,并将流行于欧洲的现代主义风格带到这里,逐步成为当时艺坛的新风尚(但这个时期还没有成熟的艺术市场出现)。也就是从这时起,波拉克逐渐放弃了曾经苦苦研习的写实绘画,而将创作的重心转向了抽象绘画。

《壁画》是波拉克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也可以看作是为创作“滴画”所做的前期铺垫。这幅画绘制于1943年,尺幅非常巨大,长约6米,宽约2.5米。画面上布满了桃红、明黄、普蓝、黑色的线条,这些线条扭曲、缠绕在一起,好像一个个找寻不到出路的“游魂”在黑暗的洞窟发出躁动不安的声音……它让人想起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同样是那种阴暗诡谲的画面,同样是那种令人不安的气氛,但波拉克的《壁画》看上去更具有原始生命的野性和力量。

毕加索作品《格尔尼卡》,完成于1937年,现藏于马德里国家索菲亚皇后博物馆。

《壁画》是波拉克一生中所绘制的尺幅最大的作品。这幅画的命运也是一波三折。最初,它被悬挂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收藏家佩吉·古根海姆女士公寓的墙上,因为正是这位美国艺术圈的“贵人”向波拉克定制了这幅作品。仅仅过了3年,这幅画的命运就变了。首先是因为战争结束,古根海姆女士要搬去欧洲,而这幅作品因为过于巨大不方便携带,只能留在美国;之后,经过多地辗转,最终留在了美国爱荷华大学,但是以捐赠的名义,还是在同多家机构反复洽谈后才最终找到了落脚点(当时美国耶鲁大学拒绝接受这幅作品)。

如此大费周章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波拉克的作品根本卖不掉。1943年,因其他人的推荐,波拉克与古根海姆女士相识。最初,身为“美国现代艺术推手”的古根海姆女士对波拉克的作品大为赞赏,同他签订了4年的合约,并给予了在当时几乎令所有美国艺术家都无比羡慕的代理条件——每月支付150美元生活费。双方商定,如果画展能卖出画,便按事先谈妥的比例分成,若不能,就留下波拉克一年中创作的所有作品。这个协议等于给了波拉克绝对自由的创作时间,他不需要一边工作,一边用有限的业余时间作画。

在波拉克与古根海姆女士合作的4年中,古根海姆画廊前后为他举办了4次展览。如果从展览规模和反响来看,波拉克的作品确实受到了当时艺术评论界的肯定和支持。著名的艺术评论家格林伯格曾说:“简直找不到更有力的话来称赞这个展览……”他盛赞波拉克是他这辈人中最强有力的画家,也许是继米罗之后最出色的画家。

然而,称赞归称赞,获得声誉的波拉克依然一贫如洗。在当时,美国本土的现代艺术还只是刚刚起步。194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是二战后举办的第一届双年展,当时统领美国馆的依旧是如安德鲁·怀斯、托马斯·本顿这样的写实艺术家,同时开展的古根海姆女士的私人展馆却洋溢着浓浓的现代风味。她将自己收藏的美国现代艺术带到了威尼斯,这其中也包括波拉克的作品。大约从那时起,欧洲艺术市场开始关注这批来自美国的艺术新秀。

对波拉克而言,来自媒体的“赞美”依旧无法改变他窘迫的生活。在同古根海姆女士合作的4年中,他完成了上百幅作品,但一幅也没有卖出去。在合作的最后时期,他开始感到疲惫和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他必须要不断创作,举办展览,获得更多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卖掉作品;另一方面,为了举办展览而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创作出相当数量的作品,又令他感觉丧失了艺术上的“自由”,变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牵线木偶”,为了获得收入他又不得不做出“妥协”。最糟糕的是,虽然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展览也办得很成功,但没有获得相应的收入。这令波拉克一度感到非常沮丧,那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画室,足不出户,拒绝了大部分艺术家团体的邀请。

同样感到沮丧的还有古根海姆女士。她兴冲冲地签下了波拉克,并给予他在当时甚为优厚的待遇,并每年为其举办一次个展。可以说,能做的她都做了。波拉克的作品还是卖不掉。这并非是钱的问题。多金的古根海姆女士并不缺钱,令她头疼的是如何处理掉手上积压成堆的波拉克作品。特别是当二战结束,她决定搬回欧洲前,波拉克的绘画便成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古根海姆女士首先想到的是把这些作品打包卖掉,毕竟她要赚回自己的投资,哪怕只能抵偿一部分开支。遗憾的是,无论是画廊还是个人都对波拉克的作品提不起兴趣。最后,她只能无奈地将这些作品分批赠送给友人。

失去了古根海姆女士的资助,波拉克的生活一下子跌到了谷底。他向朋友们借钱,同时用自己的绘画作抵押从杂货铺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1948年冬天,波拉克想去看望母亲,但付不起路费。他向一个飞行员求助,打算给他5幅油画,把他捎过去,飞行时间是25分钟,却被飞行员拒绝了。

这个时期,波拉克已经开始创作最具代表性的“滴画”了。若干年后,那些同意他用绘画作抵偿的人们都发了一笔财。那位曾抵给他生活必需品的杂货铺老板,在10年后以17000美元的价格把几幅“滴画”卖给了巴黎的一个画商,他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架农用小飞机。

古根海姆女士搬到欧洲后,波拉克开始与帕森斯画廊合作,并开始创作著名的“滴画”作品。波拉克曾经详细介绍了“滴画”的创作方法:“我的画不是来自画架。在作画时我几乎从不平展画布。我更喜欢把没有绷紧的画布挂在粗糙的墙上,或放在地板上……一旦我进入绘画,我意识不到我在画什么。只有在完成以后,我才明白我做了什么。我不担心产生变化、毁坏形象。因为绘画有其自身的生命。我试图让它自然呈现。只有当我和绘画分离时,结果才会很混乱。相反,一切都会变得很协调,轻松地涂抹、刮掉,绘画就这样自然地诞生了。”

波拉克作品《速记图形》,布面油画,创作于1942年,现藏于纽约现代美术馆。

波拉克的“滴画”没有视觉的中心,也没有外沿,色彩斑斓的颜料滴落或飞溅在画布上,直到铺满整个画面。一般,“滴画”都是先画在一个尺寸较大的画布上,然后再经过波拉克有选择性地剪裁,使画作呈现最“完美”的视觉效果。这种作画形式并非波拉克首创,曾经有几位欧洲抽象画家也试验过相似的绘画方法。波拉克把它发扬光大了,并且借助古根海姆女士及媒体的力量,将“滴画”同自己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滴画”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行动绘画”,这是格林伯格为它起的名字,用以区别传统的“架上绘画”。之所以称为“行动绘画”,是因为波拉克在创作时,整个身体都要“运动”。他会围绕铺在地上的画布一遍遍地行走,一只手提着颜料桶,一只手拿着刷子,将颜料一层层地“甩”到画布上。经过调配的颜料,在画布上形成如“大理石”花纹般缤纷的色彩。因为颜料所形成的“姿态”是无法事先预计的,所以具有“即兴”和“偶发性”的效果。“行动绘画”被当时的美国批评家们称为“具有革命性的力量”。这“革命性”的力量,不仅来源于“行动绘画”在创作形式上颠覆了“静态”的“架上绘画”,它的产生也进一步将美国现代艺术与同时期的欧洲现代艺术做出了相对“明确”的区分。这种“区分”正是当时的美国所需要的。

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财富积累,美国在经济上已经远远超越欧洲。但是,在文化上,美国还难以同古老的欧洲相抗衡,它迫切地需要建立属于美国本土的文化体系以及所谓的“美国精神”。作为出生在美国的本土艺术家,波拉克的“滴画”正好顺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滴画”一经出现便被赋予了极高的艺术评价。在波拉克生前,他的“滴画”还很难被售出,就在他过世后的短短几年间,他的作品便成了“抢手货”。但这也是身为艺术家的“悲哀”——个体的死亡,往往能够“救活”生前那些卖不掉的作品。如今,波拉克在当代艺术史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他被誉为开创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先河。2006年,他在1948年创作的作品《第5号》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1.4亿美元的天价。

不过,让波拉克的作品得到美国艺术评论人肯定,并一举成为美国现代艺术代表的原因,不仅仅是作品所具有的“革命性”力量,还有其自身所包含的一种来自视觉上的“美感”。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波拉克“滴画”的第一印象便是“相似”——似乎除了色彩和尺寸上的变化,这些作品便没有什么不同了。然而,当我们走进画作,细细观看,就会发现每幅作品都有自己的“性格”:有的看上去“孤独”,有的看上去“明朗”,有的看上去“活泼”,有的看上去“阴郁”……波拉克最为擅长的“色彩”在“滴画”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那由灰蓝、橙黄、土黄、深褐组成的画面,仿佛在向人们描绘着北美大地“晚秋”的壮美;而那由浅驼、中黄、乳白、墨色组成的画面,又似乎在勾勒着西部荒原炙热辽阔的土地……看上去“杂乱无章”的色彩,以一种“和谐”的方式重组在一起。飞溅到画布上的颜料,因为力度和角度的不同,呈现出或“纤细妩媚”或“粗犷淋漓”的迥然异趣:有时候宛如一道强风“扫”过画面,留下“风卷残云”般的痕迹;有时候又好像“微风拂面”,细腻而轻柔地在画布上跳跃。这些大大小小、尺寸不一的画作,没有形体、没有轮廓、没有空间远近,也没有明暗变化,剩下的唯有一片片“抽象”的色彩。正是用这些色彩,波拉克向世界展示了梦境中的“美国”——辽阔、荒蛮,却充满激情。

波拉克将这些“滴画”以“第1号”“第2号”“第3号”的方式命名,倒不是为了表现具有“先锋”意味的现代主义精神,而是他懒得给这些绘画起名字。这样一来却“恰到好处”,因为抽象绘画本身便具有“不确定性”,以号码命名,给予人们更为自由的想象空间。1948—1950年这两年间,是波拉克创作的高峰时期。他绘制了大约100幅“滴画”作品。这次,他不仅赢得了名,也开始获得利。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他卖出去了大约20幅作品。波拉克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他更加自信——开始主动地在艺术社交圈走动,并且戒掉了酗酒的陋习。

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美好。谁也没有料到,短短两年后一切就都变了。波拉克再度酗酒、骂人,他把自己关进了画室,终日盯着空白的画布,一连数天无法提笔。到了1951年,他不再画“滴画”,而是开始画另一种由黑白线条组成的画面(类似中国的水墨画),这样的转变却不被公众所接受。他的画再度开始滞销,即便是请了艺术评论人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依旧效果甚微。1953年他只卖出了一幅画,1000美元,这是他一年的全部收入。波拉克气得打电话大骂写评论夸奖他展览的人:“你说我画得好,你为什么不买?”

在波拉克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过得异常苦闷。他不再创作,厌恶绘画,甚至“痛恨”艺术。他对自己的“滴画”感到沮丧,认为那是如“垃圾”一般的作品。而造成波拉克如此消极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法再继续“滴画”的创作,他已经使出了所有的“伎俩”——从色彩、形式、材料(波拉克尝试在颜料中加入泥土、沙子、碎玻璃)中寻求变化,换句话说,“滴画”已经不可能再“玩儿”出任何花样。但波拉克还需要继续创作,因为他要生存。可悲的是,除了“滴画”,他所做的其他尝试都无法让他获得足以养家糊口的收入。于是,波拉克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需要不断“重复”,让自己获得收入;另一方面这种不断地“重复”,又会使画作渐渐丧失“新鲜感”——不仅对公众是这样,对自己而言也是如此,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作品的无人问津。波拉克试图改变,通过创作新的作品“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力,却并不成功。或许是因为他的“滴画”被放置在了一个过高的“位置”;或许是因为他的性格使然,他无法像其他抽象艺术家(如马克·罗斯科)那样“忍受”数十年如一日、不断创作着相似的作品……但无论何种原因,波拉克都无法继续下去了。

1956年8月的一个傍晚,备受精神摧残的波拉克,以一种疯狂的“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外表看上去憨厚腼腆,内心却焦虑不安的男人终于获得了最后的平静,不再痛苦挣扎于“为艺术,还是为生存”这道似乎永远也没有答案的人生命题。

对于波拉克而言,选择艺术作为职业,到底是“幸”还是“不幸”,身为旁观者,我们很难给出判断。也许,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他像父母一样踏踏实实地待在怀俄明的乡下,做着简单的农活,结婚、生子,终老一生……那么他的人生会不会没有那么多的压抑和苦痛?如果他没有爱上绘画,没有跟随哥哥来到纽约,没有结识古根海姆女士,没有创作“滴画”,也许他便不会酗酒,不会生活窘迫,不会为自己的事业沮丧、焦虑,也不会在44岁的年纪便早早离世……这许多的“如果”都仅仅是我们的猜测,即便是后悔与懊恼,人生都没有办法重新来过。在波拉克最后的日子里,他与妻子的关系陷入低谷,这时一位崇拜他的年轻女学生露西·克雷格曼闯入了他的生活。但这位“小情人”依然没能“挽救”精神近乎崩溃的波拉克。他痛恨“艺术”,不愿意重新拿起画笔,当他的“小情人”开始动手画画时,波拉克便破口大骂:“你这个疯子!为什么要当画家?”

有时候,恨得越深,爱得也就越深。的确,艺术并没有给波拉克带来财富,甚至没能让他负担得起最基本的生活,却满足了他压抑在内心深处最本真的渴望。当人们站在波拉克的画作前,任凭那洋溢着无限生命力的笔触和奔放明亮的色彩冲入眼帘,原本平静的心绪也随之被搅动了起来。

艺术是“诚实”的。这些色彩斑斓的“滴画”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波拉克:一个看上去有些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他站在巨大的画布旁,曲着腿,弓着背,挥动着手中的画笔,泼洒着各色颜料……他的表情看上去有些严肃,轻抿嘴角,眉头紧皱,谁都看得出,他是多么地专注!一个如此全身心投入创作的人,相信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充满喜悦的。绘画满足了波拉克内心的狂野和炙热,唯有在拿起画笔的时候,被压抑的自我才能得到释放。当他在画布上挥洒颜料时,人们看到的是一颗隐藏于孤僻外表下的如孩童般纯真、不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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